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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举制度的终结地

魏千志
已访问:8959 责任编辑:陈钟
 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。它从隋文帝开皇七年(公元587年)开始创立,至清光绪三十一年(公元1905年)宣布废除,总共实行了一千三百余年之久。而中国科举制度的最后两次会试,都是在我们校园这片土地上举行的(当时我们校园是河南贡院所在地)。一次是在清光绪二十九年(公元1903年),一次是在光绪三十年(公元1904年)。之后,科举制度就被废除了。所以我们的校园,就成为中国科举制度的终结地。
  科举制度的主要考试是乡试和会试(当然,殿试也很重要)。而这些考试,都是有定期的(恩科除外)。清承明制,于顺治元年(公元1644年)规定:“以子午卯酉年乡试,辰戌丑未年会试。”乡试以八月,会试以二月,殿试以三月。但至乾隆十年(公元1745年),又改为会试三月,殿试四月,遂为永制。乡试在省城举行,会试在都城举行,殿试在宫中举行。
  何谓“子午卯酉年”?何谓“辰戌丑未年”?可能有许多人还不太清楚,这里我需要作一简要的解释。
 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是公历,而在古代中国,则是用干支纪年的。“干”就是“天干”,即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的总称,也叫“十干”。“支”就是“地支”,即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的总称,也叫“十二支”。以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循环相配,可成甲子、乙丑、丙寅、丁卯、戊辰、己巳、庚午、辛未、壬申、癸酉、甲戌……等六十组,称为“六十花甲子”,用以表示年、月、日、时的次序,周而复始,循环使用。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农历,仍然是以干支纪年的。
  以“子午卯酉年乡试”,就是在干支纪年中,凡出现子、午、卯、酉字样之年,即举行乡试。以“辰戌丑未年会试”,就是在干支纪年中,凡出现辰、戌、丑、未字样之年,即举行会试。下面,我以与我们的论题有关的年份为例,来加以说明。根据干支纪年法,清光绪二十五年(公元1899年)己亥年,二十六年(公元1900年)是庚子年,二十七年是辛丑年,二十八年是壬寅年,二十九年(公元1903年)是癸卯年,三十年(公元1904年)是甲辰年,三十一年是乙巳年,三十二年是丙午年。从中我们可以知道,光绪二十六年是庚子年,二十九年是癸卯年,都是在举行乡试之年。光绪二十七年是辛丑年,三十年是甲辰年,都是应举行会试之年。由此也可知,乡试、会试都是每三年举行一次。
  说到这里,可能有人会提出以下问题:
  一、前面说在开封举行的两次会试,一次在光绪二十九年(癸卯年),一次在光绪三十年(甲辰年),而光绪二十九年(癸卯年)并非会试之年,为何在这一年举行会试?
  二、会试为每三年举行一次,为什么在光绪二十九年、三十年却连续举行?
  三、会试的地点是在都城,而清朝时期开封并非首都,为什么最后两次会试都在开封举行?
  要回答上述这三个问题,还需要从当时的国内局势谈起。
  本来光绪二十七年(公元1901年)是辛丑年,应该举行会试。但当是中国却发生了一个重大事变,那就是英、德、法、俄、美、日、意、奥“八国联军”发动了侵华战争。在光绪二十六年(公元1900年)的七月二十日,“八国联军”攻入北京。二十一日黎明,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在隆隆的炮声中,由德胜门仓皇出逃。当时慈禧太后穿一蓝布夏衣,装扮成乡间农妇,光绪皇帝也改换了服装。由于事发仓猝,来不及准备交通工具和日用物品,“两宫皆乘道旁骡车,王公内待皆步行”,“卧具皆不及携,是日勺水未入口”,情状十分狼狈。慈禧太后等经怀来、宣化、大同、太原等地一路奔逃,至九月初四日到达西安,才算最后安顿下来。慈禧太后等在西安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。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(公元1901年9月7日),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辛丑条约》。之后,慈禧太后等才又耀武扬威地起程返回北京。
 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,慈禧太后等车驾发西安,十月二日至开封。在开封住了一个多月。十一月五日离汴渡河北上,二十八日回到北京。
  由上可知,当光绪二十七年(辛丑年)应该举行会试之时,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等正在逃难之中,对该年的会试当然也就无暇顾及,也根本没有条件举行。为了弥补辛丑会试未能举行之缺,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“诏展会试于癸卯年”,也就是将辛丑科会试推迟到癸卯年(光绪二十九年)举行。这就是癸卯年并非会试之年而举行会试的原因。同时,由于当时北京贡院已毁于战火,所以清政府决定“癸卯会试,权移河南贡院举行”。第二年,也就是光绪三十年(甲辰,公元1904年),乃是例行会试之年。这样,癸卯科和甲辰科的年份,就前后联在一起了。
  行文至此,我想前面所提出的那三个问题,应该是可以得到解答了。
  癸卯科和甲辰科这两次会试,除了都在河南贡院举行这一特殊情况之外,在考官任命的时间上,也与往届大不相同。按照惯例,考官都是在开始考试的前三天任命的。而且一旦任命之后,当即进行隔离,连家人也不得见面,以防舞弊。具体说,会试要考三场:第一场的时间是三月九日至十一日,第二场是十二日至十四日,第三场是十五日至十七日,这是定制。因此,考官一般都是在三月六日任命。而癸卯科和甲辰科考官的任命,在时间上都要早得多。
  先说癸卯科。在光绪二十九年(公元1903年)的二月初一,也就是在开始考试的一个月前,清政府就任命大学士孙家鼐为会试正考官,兵部堂书徐会沣、刑部尚书荣庆、吏部右侍郎张英麟为副考官。乍看起来,这似乎不可理解。一反惯例地这么早就加以任命,有这个必要吗?难道就不怕出现舞弊行为?但细思起来,这样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。因为癸卯科会试的地点不在京城,而是在千里之外的河南开封。由于当时交通条件的局限,从北京至开封,单在路上就要很多天。如当时慈禧太后等由开封回北京,在路上就整整走了二十四天。再加上行前的准备,实际上一个多月的时间并不算太宽裕。上一次会试(戊戌科)的正考官就是孙家鼐,大约事情办得出色,所以这一次又被委以重任。但这次主考,孙家鼐办砸了:策题书写错误。结果当会试结束后,孙家鼐等人都被“交部照例议处。”
  甲辰科会试的考官也是提前任命的,不过这次没有再任用孙家鼐等人,而是换了一班新人马。光绪三十年(1904年)二月初六,清政府以兵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裕德为会试正考官,吏部尚书张百熙、都察院左都御史陆润庠、户部右侍郎戴鸿慈为副考官。任命的时间与上述癸卯科相比仅晚五天。
  在这里我还想进一步说明,即不仅中国科举制度史上的最后两次会试都是在开封举行的,而且清廷所在地的顺天府的最后两次乡试,也都是在开封举行的。一次在光绪二十八年,一次在光绪二十九年。
  前面曾谈到,根据清朝政府的规定,“以子午卯酉年乡试”。也就是说,在每科会试的前一年,各直省都要举行乡试,以选拔参加会试的人才。具体到清朝光绪末年来说,光绪二十六年(公元1900年)是庚子年,本该举行乡试。但如前述,在这年的七月间,侵华的八国联军已经攻入了北京城,乡试未能举行。因此,清政府决定于光绪二十八年(公元1902年)补行庚子乡试。但北京贡院已毁于战火,所以清政府决定顺天乡试也权移河南贡院举行。按照规定,乡试的日期是在八月。但到时顺天要举行乡试,河南也要举行乡试,而河南贡院的号房有限,势难同时并举。于是清廷决定河南乡试给顺天让路,即顺天乡试正期于八月间举行,而河南乡试则展期到十月举行。
  光绪二十九年(公元1903年)是癸卯年,亦为乡试之年。在这一年中,河南贡院最为忙碌。前面已谈到,辛丑科会试要于这年三月在河南贡院补行。而八月和十月,又要迎来顺天和河南的乡试。一个贡院,一年三试,这在中国科举制度史上恐怕是仅有的。
  因为要推行学校教育,清朝政府于光绪三十一年(公元1905年)宣布,自丙午年(光绪三十二年,公元1906年)为始,停止乡试、会试。这样,在中国封建社会推行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,就寿终正寝了。
  综上所述,我们可以看到,在中国封建科举制度行将就木之际,河南贡院扮演了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。在清光绪二十八至三十年间(公元1902年至1904年),短短的三年之中,在河南贡院就集中上演了四次乡试,两次会试。一时间,河南贡院成为中国科举制度表演的精采舞台,同时也使我们校园这片土地成为中国科举制度的终结地。
录入时间:2012/1/10 11:02: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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